贺龙在重庆的战斗足迹(下)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5-11 09: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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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贺龙在重庆留影

 

  尽心竭力经营西南
  
1950年2月,贺龙由成都驱车至重庆就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邓小平率西南和重庆党政军各界领导到重庆远郊的歌乐山林园迎候。这是他们进入西南以来的首次见面,三人紧紧握手,雄心勃勃,准备在大西南“搞出一个样子来”。就这样,贺龙和两位战友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西南的建设中。

改造国民党军队。西南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达90余万人。为了保持西南地区的稳定、防止出现社会动乱,贺龙等西南军区领导遵照毛泽东关于对这些部队要“包下来”的指示精神,研究制订了“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编,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致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的方针。贺龙对起义和投诚的部队进行分类,区别对待: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自发起义的部队,保留原番号,进行整编;对被迫起义的部队,重新授予番号,指定集中地点;先改造杂牌军,再改造正规军。为了使改造工作顺利进行,贺龙还亲自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裴昌会、陈铁等高级将领谈话,交代党的政策,消除疑虑,并安排他们在政府中担任较高职务。把上校到中将级军官送往“高级研究班”,其他军官参加“教导总队”学习。对极少数叛变队伍,坚决歼灭;对个别煽动叛乱的反动军官,坚决镇压。经过4个月的改造,除3个兵团调到外区,留下的5个兵团5个军全部改造完毕,编入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序列。

西南剿匪。西南地区是大陆上最后解放的地区,反动残余势力相当顽强。征粮工作一开始,这些反动势力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武装暴乱,使社会秩序、群众安全和政权建设都受到影响。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迅速平息匪患、稳定民心,1950年初,贺龙与刘伯承、邓小平联合颁布了剿灭土匪的命令。贺龙遵照中央“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的方针,集中13个军37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甚至出动装甲车和飞机,采取合围、驻剿、奔袭、穷追与搜剿相结合,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大股大剿、小股小剿的方法,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在武装进剿的同时进行政治瓦解,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促使不少土匪投降。通过这些举措,到年底,共歼灭土匪85万人,缴获各种炮近800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其他各种枪40余万支。毛泽东在看到西南军区关于1950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后,致电称赞西南剿匪工作“路线正确,方法适当,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1952年和1953年,川西北黑水地区和川北草原两股较大土匪被歼灭。至1953年底,西南地区共歼灭土匪116万多人,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在剿匪斗争的配合下,征粮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提前超额完成了公粮征收任务。

进军西藏。1950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发出了进军西藏的命令,要求4月开始行动,10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贺龙立即加紧筹划进军西藏的工作,找资料,请专家,仔细了解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气候、进藏路线等情况,并向中央报告和提出建议。同时,他按照“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大力加强进藏部队的后勤补给工作,下令为进藏部队赶制适合高原、高寒地区行军作战的被服装备,配发最好的装备,对部队的供应标准和饮食卫生作了具体规定;成立了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保障抢修康藏公路和运输补给。

3月中旬,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队,4月28日到达甘孜。为了贯彻中央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方针,贺龙向中央建议,先派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去拉萨,做西藏上层工作。不料,格达活佛到了昌都后被英国特务害死。同时,西藏当局调兵遣将,在昌都地区和金沙江西岸集结部署藏军主力,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在如此不利的情形下,贺龙和邓小平命令第十八军等集中6个团的兵力,于10月6日至20日发起昌都战役,粉碎了西藏当局用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企图,促使其内部分化。1951年2月12日,西藏当局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到北京谈判,5月21日,签订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协议。25日,贺龙和邓小平命令进藏部队向西藏腹地挺进。10月26日,十八军主力进抵拉萨,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西藏距内地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为了解决进藏部队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同时造福西藏人民,促进西藏的经济建设,贺龙遵照毛泽东“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在组织部队进藏的同时,调集了西南军区的6个工兵团、3个步兵团和大量民工组成筑路大军,从1950年夏开始修筑由康定到拉萨的康藏公路。因康定到甘孜、昌都部分地段有旧公路路基,故进展较快,至10月已抢修了750公里。但从昌都到拉萨段,气候恶劣,地形地质条件复杂,修筑任务极为艰巨。为此,贺龙于1951年夏在重庆主持召开了筑路会议,他指出:“修筑康藏公路,其难度之大,虽然在我国乃至世界筑路史上都是空前的,但我们要解放西藏,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这条公路不但要坚决修,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为此,专门成立了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以加强领导。为了找出修筑康藏公路的最佳路线和查明沿线的地质、地貌、气候等,贺龙先后派出了6支踏勘队。1952年秋,他听取了康藏公路筑路司令部、踏勘队及工程技术人员的汇报。对于他们提出的公路走南线和北线两个方案,贺龙对两线沿途的地质、地貌、气候、物产、资源、工程难易和利弊得失反复作了比较,果断地决定“走南线”,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毛泽东同意贺龙的意见,作了“采用南线为宜”的批示。1954年12月25日,凝结着贺龙大量心血的康藏公路正式通车,在世界屋脊和祖国内地架起了一座桥梁,标志着西藏经济文化建设开始了新的纪元。

修建成渝铁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加快西南地区和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修建成渝铁路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举措。在国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由中央人民政府拨款,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正式动工。贺龙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肩负着领导军队和地方的双重任务。而修建成渝铁路,必须调动军队和地方两种力量,因此,修路的重担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贺龙的肩上。他从西南军区抽调了3万官兵作为骨干,又在地方动员了10万民工,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为加强领导,他组建了由西南军区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铁路局参加的铁路工程指挥部。当时四川没有标准轨距铁路,火车头进不来,贺龙特向总参打报告,派来登陆艇,将火车头、车厢从汉口通过长江运到重庆九龙坡。同时,重庆101钢铁厂(今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轧出了钢轨,四川人民献出枕木129万根。万事俱备,1950年8月1日开始,成渝铁路从重庆向西铺轨。1951年6月30日,铺轨到永川,12月6日到内江,1952年1月26日到资中,6月13日,铺轨到达终点站成都。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同时在重庆和成都举行。贺龙在成都的通车典礼上豪情满怀地说:“成渝铁路的建成,使四川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上带来更大的繁荣。再过几年,待宝(鸡)成(都)铁路建成后,西南的交通面貌将更为改观。历史一直没有解决的西南交通问题,就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了。”

建设重庆。1950年和1952年秋,刘伯承和邓小平先后调离西南,贺龙成为西南地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他将主要精力放到抓经济建设上。他召开了党、政、财贸、工矿企业等各种会议,要求党政机关和工矿企业的各级领导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去,努力学习,学会生产建设的全套本领。同时,要把优秀的干部调到经济建设战线上去,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好。

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贺龙非常重视这里的建设。1950年3月,他一到重庆办公,就指示说:“我们不仅解放了这座雄伟的城市,而且还要把它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于是,贺龙同邓小平等研究决定,要建造一座人民大会堂。他们请著名建筑师张家德先拿出一个设计方案,接着认真研究与审定了大会堂(后改名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的设计方案和建设预算,并决定由西南军区派工兵部队担任施工任务。这一重大工程于1951年动工,仅用了不到3年时间,一座雄伟的建筑就矗立起来了。这里不仅是举行大型会议和文艺演出的地方,而且成了接待重要外宾的场所。同时,贺龙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兴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供重庆市民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劳动人民文化广场。此后,又修建了西南博物馆、大田湾体育馆和体育场,以及重庆市体委办公大楼等。这些建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造的,被人们称之为重庆的“六大建筑”。

振兴西南体育事业。出身武术世家的贺龙对西南体育事业十分热心。1951年4月底,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篮球比赛大会上,由西南各大学临时组建的西南区代表队成绩令人沮丧。贺龙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往北京打长途电话:“我们西南地区打成这个样子不行,球队回来以后,要集中起来搞训练。”1951年6月,贺龙和邓小平组建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西南区体育分会,由贺龙担任名誉主席。在贺龙与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支专业体育工作队——西南区体育会篮球队成立,成员共11人。此后,排球、足球、田径等运动队陆续成立。

1952年5月4日,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在重庆大田湾广场隆重开幕,这次运动会堪称该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体育盛会。参加大会的运动员有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云南、贵州、西康、西南军区、西南铁路局、西南一级机关、重庆市等11个单位共1177人。贺龙为大会题词:“开展人民的体育运动,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服务。”5月15日,大会正式闭幕,贺龙领导的西南军区代表队获得总分第一名。

贺龙十分注意体育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他逢珠必采,对技术过硬、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体育人才,无论原来从事何种工作,都尽力将其收入麾下,如云南队篮球运动员杨伯镛、华北大学学生孙传鼐、重庆大学体育助教周敬塘、铁道部经二设计院火车司机马全仁、重庆大学地质系学生包德庸、云南军区陆军医院学员黄韵侉、纺织工人徐秀英、会计李雪祖、贵州大学李考云等都被贺龙点了将。在陈赓、宋任穷、杨勇、陈锡联等各军区负责人的支持下,到1952年夏,西南军区体工大队已初具规模,并组成西南军区体育代表团,赴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体育运动会,获取优异成绩。不过,贺龙认为西南军区除女排突出、田径稍有优势外,在军事体育和举重、器械(体操)以及其他球类比赛中均未取得名次,处于劣势,因此有必要正式成立体育专业队,加强训练,迅速提高成绩。不久,体育专业队成立,贺龙对其寄予厚望。

西南区体工队和战斗队集中了西南地区的精兵良将,从成立到结束的4个年头中,经过教练员、运动员们的艰苦努力,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如西南区男女排球,从正式建队前的全国倒数第二和正数第四,双双跃居为1953年全国4项球类运动大会的亚军。之后,西南区女排和战斗女排则成为全国一流劲旅。这些运动员中有许多成为出色的教练员,又培养出不少高手,也创造了多项全国纪录。还有一批运动员到各级体委、体校、大学的体育教研室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体育界的栋梁之材。

现代化国防军建设。为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贺龙亲自对军区机关进行动员,他说:“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学习与掌握现代化军事科学和军事装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须掌握文化工具,因此,首先要突破文化这一关。”他要求部队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文化,3年内全部扫盲,战士要达到高小文化水平,干部则达到初、高中文化水平。从1951年1月起,部队机关96%以上的干部战士参加了这个运动。贺龙身体力行,制定了学习计划,把学文化同学毛泽东著作、练习写作结合起来,亲自给中央、军委写报告。他说:“我虽然快60岁了,但还要努力地学习,不断地学习,一直学到老。”在贺龙的影响下,全军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他身边工作人员都投入了学习运动。到1952年底,第一期文化学习完成后,已有80%以上的战士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建设现代化国防军,还必须培养大批能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指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干部。为此,贺龙加强军队院校建设,表示宁可减少一些部队,也要办好军事学校。在他的领导下,西南军区先后组建了第五(云南)、第六(川东)、第七(贵州)、第八(川西)4个步兵学校和1个航空预备学校,以及第七军医大学(现第三军医大学),把大批干部、战士送进军事院校、教导队培养。其中,第七军医大学的筹建,凝聚着贺龙的大量心血。

1950年秋,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在西南军区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筹建了第七军医大学。对于七医大的选址,贺龙亲自参与,和军区后勤部及筹备组的同志一起在重庆市郊几次勘察,最后选定在高滩岩建校。校舍兴建之际,贺龙即指示军区卫生部在全军内和重庆、成都等地物色人选,还请七医大的几位负责同志推荐。此外,对原国民党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贺龙提出一定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

贺龙对这支队伍非常爱护,视为西南军区的骄傲。他对师生们的工作和学习格外关心,几乎同每一位教授都谈过话。七医大根据贺龙的指示,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盖了许多教授楼,解决了教授们的住房问题。贺龙还特别叮嘱七医大为教授们多买些图书和参考资料,并设法买些外文书籍。他还指示军区有关部门在位于大坪的一个山坡上开办了“八一”学校和“人民”学校,使教授和工作人员的子女上学有保障。七医大成为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典型。

1954年夏,原国民党南昌第六军医大学合并到第七军医大学。合并后的七医大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教师达500余人,其中,正副教授60多名,讲师和中级医师约150名。不久,七医大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上调中央离开重庆
  
1952年8月,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级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并建议该委员会的主任,最好请贺龙这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党中央同意共青团中央的建议,决定由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征求贺龙的意见。邓小平在电话中对贺龙说:“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团中央和全国体总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并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当即表示:“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11月15日,政务院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由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他随即于11月辞别战斗和工作了5年的西南,离开了重庆,同夫人薛明携子女到北京上任,并立下了一定要摘掉中国“东亚病夫”帽子的誓言。

贺龙虽然离开了他生活、战斗的西南地区,离开了重庆,但他依然在关心重庆,在1955年4月、12月,1957年2月,1958年5月,1960年3月,1961年4月,1965年4月等多次来重庆视察。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1969年6月9日病逝于北京。

贺龙在巴山渝水留下的战斗足迹永不磨灭,他给重庆人民留下的诸多记忆也不会消逝。今天,在贺龙当年修建的大田湾体育场旁巍然矗立着他的雕塑,他与山城人民永远在一起!

作者/俞荣新

原文刊载于2014年3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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