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传家——曾子第77代孙曾祥忠演绎的曾家门风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8-05-11 09:29:24

1981年,曾祥忠将11本每页都加盖着清代皇帝钦赐“省身念祖”朱砂大印的曾氏族谱无偿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_meitu_2.jpg

1981年,曾祥忠将11本每页都加盖着清代皇帝钦赐“省身念祖”朱砂大印的曾氏族谱无偿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

 

  这是一个情节纵深长达10年的新闻故事。2001年1月17日,我和同事、摄影记者杨新宇见证并记录了重庆市民、大禹第139代孙、曾子第77代孙曾祥忠先生带着儿子在重庆南岸涂山公园大禹雕像前的祭祖仪式。10年以后,2011年2月的一天,曾爷爷找到我,谈起10年前那次祭祖仪式的后续故事。
  
  10年前第一次和曾爷爷见面,就觉得他的手掌像锉刀一样粗砺。他现在住在买来的杨家坪供电局宿舍,没有电梯,电线在楼道墙上盘根错节。我们一起爬楼梯,有一个小伙子走在他后面,他马上让道示意那人先走:年轻人,你先走。
  
  家世
  
  曾祥忠家里客厅墙上挂着河图洛书和八卦图,还有一幅孔子像——那是1984年孔子诞辰2535年,作为孔门弟子后裔,曾祥忠应邀去山东曲阜孔府参加国家主持的“文革”后首次祭孔大典时请回来的。
  
  曾祥忠的家世是一部情节纵深长达2000多年的史诗。据《史记》记载,轩辕黄帝第四代孙就是大禹。话说大禹第五代孙曲烈分封到鄫国(现在山东枣庄),后来把“鄫”改为“曾”作为姓氏,大禹传到第62代出了曾参(即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曾子),曾氏传到第70代出了曾国藩。而曾祥忠,是大禹第139代孙,也是曾子的第77代孙。
  
  客厅边小书房的书架上,在一本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下面,是著名历史小说家唐浩明题赠“曾祥忠先生雅正”的精装三卷本《曾国藩》小说。书架上还挤满了《李白全集》、《周易辞典》和《四书五经》。
  
  那套《四书五经》中,有一本是曾祥忠的祖先曾子写的,即是与《论语》、《中庸》、《孟子》合称“四书”的《大学》。在孔门诸生中,曾子最大的贡献,莫过于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字诀,把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打包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种现在连最烂的电视剧都晓得的“家国情怀”。
  
  曾子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学生,均入七十二贤人之列。曾子还与颜子(颜回)、子思(孔伋)、孟子一起被尊为儒门“四圣”,曾爷爷对此如数家珍。他说:“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颜回是复圣,我们祖先曾子是宗圣。孔子的孙子孔伋,叫述圣。曾子是孔子晚年的学生,有点关门弟子的味道。孔子比曾子大46岁,孔伋又是曾子的学生,因为其父孔鲤死得年轻,我们老祖宗就教他。所以我们老祖宗在孔门里面,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曾祥忠一家怎么来到重庆的呢?据考证,曾子家族开枝散叶,分布到全国各地。清初,曾子65代孙曾贞鸿做云南曲靖太守,后调重庆府任职,举家迁往璧山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璧山县建有曾子庙,现已不存。曾家当时就住在庙中,曾祥忠是为数不多的在曾子庙降生的曾子后人。
  
  家风
  
  曾祥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在学校学的,是新的东西;回到家里,关起门来,跟父亲学的,是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他说,父亲曾树生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在璧山参军的文职人员,在白崇禧任部长的军训部军学编译处当秘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本来我父亲也可以去的,但父亲说,抗战时国家有难,我为国尽忠,现在胜利了,我要回家尽孝。我们家里讲的就是一个忠孝传家,相传《孝经》也是我们老祖宗曾子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家就住在璧山县政府对门,曾树生因为有文化,就成了夜校老师,有些南下干部没有文化,他就教他们,南下干部尊敬地叫他“曾老师”。曾祥忠说:我们是一个低调家族,还因为这些干部都认得到我父亲,所以历次运动,我父亲都平安度过,虽然只是在一家合作日杂商店当店员,卖铁锅、箩篼、碗。 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堂堂正正做人,默默地劳动,默默地生活,所以我们家都是小小心心生活的人。
  
  20世纪60年代,璧南河上的曾家桥有点矮,夏天一发洪水就遭淹。某日,这岸一个农妇到河对岸的东山打柴,背着一大背兜柴,天黑了,发洪水了,水淹桥面,一脚踩空,就遭洪水冲跑了。曾树生听说后,就给《四川日报》写信反映情况,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曾祥忠永远都背得到:“夕阳西下,炊烟飘在农家的屋项上,落水农妇家中的幼小孩童,啼哭盼娘归。”
  
  后来,《四川日报》把曾树生的信转回县上,石桥就加高了。
  
  当时寄一封信要8分钱,曾祥忠说:我们家里穷,父亲23块钱工资要养活全家5口人,母亲还带我们到璧南河边种菜吃。彼时小面重庆8分一碗,璧山7分,寄一封信的8分钱,可以做一天的菜钱了。但曾树生为了乡亲,不在乎这8分钱。
  
  两个碗
  
  话说《重庆晨报》那年报道曾祥忠一碗薄酒“涂山脚下祭大禹”后,被著名作家、重庆文史馆副馆长王群生先生看到了,就给曾爷爷打电话,从而开始了两人的友谊。
  
  曾祥忠回忆道:“晨报的报道出来两三年后,王老师找到我的电话打过来,说这几年他在电脑上查了,2001年1月16日我们在重庆南岸涂山祭大禹是新千年首祭,因为当时无论国家还是民间,都没有类似的活动。他说,请你注意,你们这是唯一的,因为其他东西可以复制,唯有‘新千年伊始’这个时间不能复制,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大好事。”
  
  王群生建议把《重庆晨报》上的新闻照片画成一幅油画,因为“油画的材质要保存得久远一些。这幅油画如果画好了,就成了‘涂山千年祭,重庆两个碗’,很有意义”。
  
  王群生说的“两个碗”,曾祥忠没听懂。“王老师说,重庆两个碗:一个是罗中立油画《父亲》上那个喝水的碗,一个是晨报上你这个喝酒的碗。一个是画中的普通农民,一个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禹王的后代。王老师很敏锐,两幅画中他看到两个碗,一下子就把我点醒了。”
  
  2001年,曾爷爷带儿子在涂山脚下祭大禹的那尊禹王塑像,近年已拆了,要建更好的。有趣的是,涂山公园的人当年一看到曾祥忠,就叫一个画家把他的样子画下来,他们说:现在终于找到模特儿了。原来塑大禹像,都是凭想象的,以后塑大禹像,就以你的脸形作依据了。曾祥忠说,我不胖,当时大禹治水那么艰苦,肯定瘦得很。
  
  两幅画
  
  2012年11月的一天,我接到曾爷爷的电话,他兴冲冲地说:“画出来了!画出来了!”
  
  曾祥忠没让老朋友王群生(已于2006年病逝)“重庆两个碗”的创意成为遗憾。随后,我在曾爷爷家中看到了画成的油画,还是两幅。他说:“这么多人出力,王老师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可以说是他的遗愿。”
  
  两幅油画的画成过程,也是几经辗转。曾祥忠和台湾陈立夫老先生有过长达十几年笔墨书香的忘年交。陈立夫为他题写过“曾氏流芳”,他想找一个高手把它裱起来。一天,他看到电视里西南大学有一个名叫余纯芳的书画装裱修复大师,就找上门去,并托她帮忙找画家画油画。因为现在有名气的画家,要价都高,余教授就托人找了一个学生画家。
  
  这个学生画家叫邓中旭,云南腾冲人,当时在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学油画。曾祥忠说:“小邓到我家来,给我画素描。画上这个碗,就是我家里的碗。小邓说,你端碗的手,一看就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他从农村出来,下过力,懂得我这个手,粗壮的骨骼,没得肉。”
  
  2008年6月,画好了,曾祥忠去西南大学取回。在北碚车站等车的时候,他把画靠墙搁着,来来往往乘车的人,都过来看。“有的说,你看画上这个波浪,好有动感哟;有的又说,你从一个角度看,画里面端酒碗这个人,很淡定,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又有点忧郁。”
  
  他们没有认出画中端碗这个人,就是站在画边这个人,“但他们一看就晓得画里面后景那个人是大禹,整幅画,画的是一个普通人端酒在祭大禹王。他们看,我在旁边没吱声气,悄悄看他们看画以后的反应,我很高兴,大家都还认得和记得大禹王。”
  
  现已毕业、在腾冲县民族完中教美术的邓中旭在电话中说:“大一我就认识曾爷爷,结成忘年交,和曾爷爷两次到涂山公园实地体验,大四才把画画出来了。”
  
  他没有完全按新闻照片构图。“如果纯粹按照新闻照片画,乍一看很真实,但细看就不那么真实了,因为没有跳出来。历史那么久远,我要画出它的神,而不仅仅是形。”
  
  邓中旭说:“大禹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倡导的,所以我处理他的样子时,追求的是中国画式的神似;但前景曾爷爷的样子,又是建立在素描基础上的西式写实风格。我把曾爷爷的衣服处理成纯黑,因为在中国传统中,比如汉代尚黑,是一种高贵的色彩。”最后,他补充道:“我忘记说了,我这张画的指导老师是朱沙老师、付念屏老师、马遥老师,谢谢他们。”
  
  这幅曾祥忠命名为《远古的呼唤》小幅油画画好之后,他还不甘心,又找到住家附近的画廊再画一幅大的,名叫《呼唤》。这家小小画廊开在杨家坪实验二小和老国美之间街边,主人高永华曾是四川美院油画系99级学生。高永华画的这幅大画,以晨报的新闻照片为素材,还参考了曾祥忠以前的一些照片。他说:“遗憾的是这幅画还不够大,所以还有好多细节出不来。”
  
  当年跟着父亲在涂山脚下祭祖的清秀少年曾令剑(曾亮),现已长成一个膀大腰圆的大汉,是渝州监狱的一名狱警,四岁的女儿芳名中也有一个“禹”字。他说:“小的这幅,爸爸要;大的这幅,爸爸给我。我的新房子正在装修,装修好了,我就请回去挂在我的客厅里。”
  
  一座塔
  
  曾爷爷2009年犯了一次脑梗塞。他说,当时差点拿过去了,感到生命脆弱,一个画、一个塔,在世间牵挂的两件事,要赶紧完成。画就是王群生建议他画的那幅油画,已完成;塔是曾子的纪念塔宗圣塔。父亲、族叔和他共同用毛笔绘制了一幅宗圣塔的草图,现在绘图的人,只剩下他一个了。
  
  曾祥忠曾将这幅草图寄给台湾的陈立夫先生,陈老先生欣然寄来“宗圣塔”题词,开始了两人长达十几年的书信往来。
  
  祥忠先生台鉴:去年12月25日大函敬悉  承询《大禹治水图》一画已在图上题写“为民造福,功垂万世”,并已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先行寄还,谅荷
  
  专复  敬颂  时祺  陈立夫  启  八十五年二月五日
  
  陈立夫用圆珠笔写在孔孟学会八行红格信纸上寄来的信,有一大遗憾。1995年,曾祥忠请本市画家张宏峰画了一幅大禹治水的画寄给陈立夫,陈老先生信中说画已题字寄回,可是这幅没有挂号(当时只有平函)的画寄掉了,至今下落不明。但那些用红笔写着“恭祝新年健乐 陈立夫鞠躬”的贺年卡,收到了。这些分别从台北市士林区德行东路338巷12-1号陈氏住宅、台北市中正区南海路45号献堂馆孔孟学会陈氏单位寄给重庆大坪通信设备厂10车间工人曾祥忠的贺年卡,寄了十几年,从未间断,直到2001年陈老先生逝世。
  
  曾爷爷说:陈立夫先生比我长50岁,我只是一个下力的老百姓,这些老先生,真是平易近人。他百岁的时候,我也给老先生寄去了祝寿辞,心香一枝,遥祝长寿。
  
  陈立夫先生一共为曾祥忠题写过“圣学渊源”、“曾氏流芳”、“宗圣塔”、“追远斋”字幅。“追远斋”是曾祥忠卧室兼书房的名号,取自《论语•学而》里曾子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一语。
  
  曾祥忠和坐在旁边沙发上戴着老花镜笑眯眯地打毛衣的老妻吴孃孃,向国家捐献的不光是他们家那套价值连城的《武城曾氏族谱》,还有自己的遗体。
  
  两张“重庆市遗体捐献”绿卡,夹杂在黑白的曾家族谱、父母照片和宗圣塔草图中,摊在午后一点多钟有点花花太阳的宁静窗台上,就像两片跳动的绿叶。
  
  作者/马拉
  
  原文刊载于2014年3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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